大龄农民工就业的“结”与“解”

　　在郑州市刘湾村零工劳务市场，等待找工作的农民工。

　　几名农民工结束一天的零工，准备回到租住地休息。 

　　4月11日，夜幕降临，郑州市南四环外的刘湾村热闹起来。路灯下，头戴安全帽、手提工具包的工人们陆续下班。

　　这里被称为“郑州最大零工劳务市场”，高峰期曾有上万名农民工在此寻找工作机会。工头和中介现场招工、派车接送、工资日结，运转模式独特，供需关系长期稳定。

　　然而，由于近年来60岁以上的农民工普遍被拒之门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不少身体健康、能干、愿意干的熟练工，因为年龄大而失去就业机会。60岁，正成为一道横在农民工眼前的“就业门槛”。

　　60岁成为农民工的“就业门槛”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提出建议：对身体硬朗、愿意继续工作的大龄农民工，应该降低就业门槛，保障他们的外出就业机会。

　　农民工超过60岁就无法进入正规工厂或工地，在务工市场已不是新鲜事。随着年龄增大，他们愈发感到无助。

　　“来找活儿的大多55岁左右，过了60岁工地基本不要。进工地要提前填身份证，过门禁时还要扫描核验。工头不让填假信息，怕出了事担责。”安阳滑县人司永昌说，他今年50岁，但已看到很多人因年龄问题难以找到工作。

　　开封通许人陈建国更为焦虑。他今年59岁，已经接近60岁“就业门槛”。“按说能干的应该让干，不能干的自己就不干了。”陈建国告诉记者，他还想继续务工挣钱。

　　很多60岁以上农民工正面临尴尬处境——有经验、有体力，想继续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求职时却屡屡被拒。企业一看年龄超过60岁，连面试机会都不给。这些超龄农民工干了大半辈子，身体硬朗、技术熟练，却因年龄失去就业机会。

　　“以前，凌晨4点多，大街上乌泱泱都是找活儿的人。那时候，村里的餐馆、水果摊都很挣钱。”刘湾村村民刘富贵说，这两年，工地不要60岁以上的人，来租房的人越来越少。

　　张全收说，他提议让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工作，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生活水平、医疗水平提高，60多岁的人身体普遍较好。二是由于当时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66年至1980年出生的这一批人数量大，时间线也长。“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们都会遇到60岁以上农民工就业困难的情况。”他解释说。

　　“我再干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周口太康人何来运，今年64岁，依旧健步如飞。“60岁以上应该让干活，我再干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有个朋友，70多岁了，还在干活，天天和我在一块。”何来运从事木工，每天挣170元，扣除基本开支，每月净收入3000多元。

　　这个收入水平看似不高，但对他的家庭来说非常重要。

　　许昌人王军强说，他看重的不是工资高低，而是挣钱的机会。“老百姓不挣钱，怎么过日子？我累一点，家里的负担就轻一点。”

　　由于年龄门槛，部分大龄农民工转向了农村建筑队，他们跟着工头辗转于农村的建房或旧房维修工地。

　　也有部分大龄农民工选择留下。他们为了“抢活”，主动压低日薪，让本就低迷的市场行情雪上加霜。“比如市场价一天190元，60岁以上人只要170元。”一位钢筋工说。

　　“谁有条件，都不会让老父亲再去工作。家里条件差，老人不出去工作，就没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建房、娶媳妇、要在城里买房买车，样样都需要钱。”张全收对记者说。

　　“两个儿子结婚办事，在县城买房等借的钱，还欠下10多万元没有还清。歇着谁给你钱？儿子们都有孩子了，他们挣的钱只够自家开销。”59岁的陈建国说。

　　王军强因儿子结婚，欠18万元外债，便和爱人一起打工还债。他到处去工地做零工，爱人在郑州做保姆。两人还了两年多，还有七八万元外债。

　　让张全收忧心的是，尽管6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他们找工作被拒似乎已成了普遍现象。“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迫切需要一份工作。”他强调说。

　　张全收说，农民种地能保障吃喝，解决温饱问题，但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差异很大。缺少劳动力、家里有病人或需要照顾老人、小孩的家庭，如果不出去务工，就没有机会挣钱养家。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一亩地麦季收成1000斤麦子，能卖1200元，秋季种玉米，也收入1200元。一年两季，扣除成本后，每亩地年纯收入就是1200元左右。假设务工，每月能挣5000元，一年挣6万元，相当于50亩地的收入。

　　呼吁放宽年龄上限，破除就业歧视

　　“大部分60岁以上的人，可以胜任外出务工——他们技术扎实、干活踏实，做些简单的工作没有问题。”张全收表示，只要农民工有工作、能挣钱，就能减轻家庭负担，也缓解社会矛盾。比如进食品厂，做些杀鸡、洗肉、分割等力所能及的活儿，哪怕一天挣100元，每月也能挣3000元。

　　“很多人担心60岁以上人群的身体问题可能给用人单位带来风险。实际上大龄务工人员不是一到60岁就体弱多病。如果他们真生病，自己也不会再去务工。”张全收接着说。

　　他建议，农民工年满60岁仍可以选择继续工作，降低大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门槛。可考虑把就业年龄上限设定在65岁至68岁，后续视情况逐步调整。无论上限是多少，前提都是身体健康。

　　“另外，国家能否出台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为大龄工购买意外伤害险、重大疾病险和工伤保险，让这一群体准入有门槛、工作能挣钱、生活有尊严，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张全收说。

　　目前，农民工找工作还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陌生的地方不敢去，熟悉的地方岗位不够，供需双方难以有效对接。张全收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做好信息对接，让农民工清晰了解用工需求，同时严打不时出现的网络招工违法行为。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金维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制定反就业年龄歧视法律，依法破除农民工就业年龄歧视。对于大年龄劳动者就业问题，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法律予以保护，禁止年龄歧视。我国也应在就业相关的法律中明确，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就业年龄门槛，就像不能以性别、民族、肤色为由拒绝招用一样，依法保障劳动年龄人口范围内的求职者拥有同等的就业权利。

　　他解读称，具体实施需要有分层、分类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尤其在国家已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背景下，更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用人单位随意剥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法律和政策应对高龄就业人群作出相应规定：哪些人是劳动年龄段的，需要签合同、参保缴费；哪些人是超过劳动年龄、已退休或领取养老金的，虽然不必参加社会保险，但需要保障其基本的劳动权益，包括就业权、收入权，职业安全卫生权、休息休假权等。

　　金维刚说，我国已于2025年正式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提高到63岁。如果用人单位仍将60岁以上劳动者拒之门外，与延迟退休的改革方向相违背。

　　关于农民工就业难问题，金维刚建议，在现有条件下，各地政府应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确定的“就业优先”战略。地方政府应统筹考虑：哪些领域需要鼓励科技进步，哪些领域需要优先考虑民生需求，将技术应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效保护就业岗位。